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GDP比重，从1980年的2%（按照市场汇率算），提升到本世纪初的10%，再到现在的15%，可谓一路高歌。
反观老牌帝国英国，工业革命前其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在0.5%左右，工业革命后则始终在4%以下。
看向美国，其经济“起飞”也是十分迅速，但是波动巨大，好的时候能够达到将近15%，不好的时候则降到-8%。
再与苏联最好的时期进行比较，与韩国、新加坡等国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历史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经济的飞速发展，有没有可借鉴意义？当然有，不过，我们不能自称是“中国经济学”，而要从发展中提炼出普遍性。
今天，库叔分享经济学家李稻葵的观点，他从经济学层面对改革开放40年进行了回顾、梳理和总结。
演讲 |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整理自11月14日李稻葵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就“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总结”主题发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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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
我先快速地把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跟大家回顾一下。
这张图表达了我们中国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变化。请大家注意，图中这张图的两根虚线，最后并成了一根虚线。
下面的虚线，是一位名叫麦迪逊的英国人发现的。他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曾经经历过两个高峰，第一次是1600年，也就是明朝后期；第二次是1820年，他认为中国的GDP占到了全球30%左右。1820年后，由于其他国家出现了并且不断推广了工业革命，中国经济的比重在全球经济中出现断崖式下降。当然，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了历史性的恢复，从5%恢复到今天的15%，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的话，其实是20%甚至是25%左右。
麦迪逊的这条虚线，被大家反复引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张图有问题，所以我和我的团队花了13年时间，专门研究查证历史上的粮食产量、生铁产量、铜产量、纸张产量、煤炭产量等等，结果发现跟麦迪逊的虚线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他是拍脑袋出结果的。麦迪逊去世前，我们跟他有很多电邮联系，他说在欧洲不可能查那么多历史资料，于是假设人均GDP是多少然后乘上中国当时的人口。
我们重新计算后，得出了上面的那条虚线。历史上的中国只有一次高峰，那就是1600年，当时我们中国的经济活动量占到了全球的将近38%，从此开始，中国经济在全球中的比重逐步下滑，再到1820年出现断崖式下降。
因此，我们今天见证的中国经济崛起，不是大清鼎盛时期以来的恢复，而是过去40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
再简单列几个图。
（图为GDP占世界比重：中国VS英国）
上面这张图讲的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占全球经济的GDP比重，从1980年的2%（按照市场汇率算），到了本世纪初的10%，现在是15%。反观英国，工业革命前其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在0.5%左右，工业革命后则始终在4%以下，所以如果纯粹按占经济比重而言的话，我们的经济崛起比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意义更大。
（图为经济发展速度：美国VS中国）
我们还和美国的“起飞”进行了比较，发现中国的崛起速度比美国当时的崛起平稳多了。美国的紫线波动非常大，经济好的时候能够达到将近15%，经济不好的时候增速是-8%，而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平稳。
我们还和苏联最好的时期进行比较，和韩国、新加坡等进行比较，总的来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历史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同时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如今，我们的物质产品生产量在全球的占比也是非常大的，其中钢铁45%左右，水泥65%，家电30%，工业设备工业机床工业母机世界第一，汽车包括卡车和轿车大概是全球的1/3左右，此外，农村贫困率下降、大学生人数激增、婴儿死亡率下降、百姓人均寿命延长等等。
（图为婴儿死亡率【上图】和人口平均寿命【下图】）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无非是每个人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所以改革开放40年以来自由度大幅度上升。
1985年，我从清华毕业，那时候要被分配工作，不服从分配会受到纪律的制裁。现在有些人可能羡慕那个时候有工作分配，可是你没有想过，如果分配到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会很痛苦。现在，我们有择业的自由，有择居的自由。
市场交易的自由度也有了，我读书的时候还要工业券、粮票，现在经济交易大幅度自由化，资产的拥有程度也是巨幅提高，我们300万亿的房地产资产由百姓拥有，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可想象。
市场经济思想也深入人心，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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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用我们的官方表达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格局变化的最根本一条就是，美国的统治力相对下降，美国之外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的相对参与度和影响力在上升。
回头来看，上一个世纪被称为“美国世纪”一点不为过。
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但那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小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三面环海，自给自主，自然条件非常好，不用介入全球事务。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人还是不想介入，但是同时借钱给德国和英法，两边当债主。1917年4月，美国人一看欧洲战场泾渭分明了，赶紧加入英国，以期战后可以分赃，也由此慢慢登上历史舞台。
二战后的1945年，美国来到了舞台的中央。美国推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了世界银行，还提出了ITO国际贸易组织，当然，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的ITO，最后达成了一个关贸总协议。
所以，我们习惯的美国国际主义是1945年之后才形成的，它是东西海岸的精英组织的，是犹太进步主义者组织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萨默斯、伯南克都是犹太人。
说到这里就要讲一下美国的国民性。借用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亨廷顿的说法，美国的国民性用中国的话翻译叫“小国寡民”。他认为，美国的国民性不是1776年独立战争形成的，而是1620年9月份，五月花号船从英国启航，11月到达波士顿普利茅斯港口的时候形成的。船上的这批人是在英国受迫害的清教徒，来北美洲寻求一个新的世界，寻求一个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的世界。
基于这种国民性，现在美国中部老百姓“造反”了。他们发现，发展了半天，自己的利益牺牲了，华尔街发展得很好，高科技发展得很好，自己的就业反而没了。因此，现在的美国是分裂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中部是红色，是共和党，两岸则是民主党，这是美国百年变局之根，美国人不想当领导了，王道退化为霸道。
何为霸道呢？
就是你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我就不跟你玩了。WTO的规则不遵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退出了，威胁要退出整个联合国，还威胁北约付钱，简单来说就是，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
可以说，美国现在是新内战，我称之为是思想的新内战。
坦率来讲，在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很多美国人也同意我的观点，美国的宪法是1789年通过的，而当下，美国的国民结构、通讯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还抱着宪法不动，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再看看英国人。英国人是不断与时俱进的，他们上议院的投票规则在不断变化，上议院的原称是“贵族院”，顾名思义就是成员都是贵族，现在不是了，很多知识精英都在里面，并不是贵族。可以说，英国的政治制度很聪明，美国反而很理想主义，是欧洲大陆被迫害出逃的一帮人想建立一个理想国。
第二个世界格局变化是什么呢？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崛起，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如果20年前，美联储像今天这样连续八次加息，而且要收回自己的流动性，开始把国债券卖出去把现金收回，那新兴市场肯定倒霉，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阿根廷、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稍微受点影响，总体影响不太大，为什么？因为其他这些国家金融深化了，以自己的货币发债了，对美元依赖度已经下降了。
而且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像匈牙利、捷克，这些国家现在跟中国感情很好，中国组织16+1，每年去一趟，他们很高兴。进博会的时候，捷克总统泽曼拄着拐棍来的，老先生很敬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中国的感情也很强烈，他们都在政治上对美国很不满。
第三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一批发达国家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里，我要着重强调的是德国，西方国家不要老说中国在崛起、中国在复兴，已经复兴、崛起的是德国，只不过德国人不愿意讲。
一战二战中，德国都被打败了，他们牢记记住了历史的教训，不再敢讲民族主义，2014年的世界杯夺冠后，敢释放一点民族情绪了，但庆祝完马上回来说我们是欧洲人，我们是欧洲一体化，这就是德国人的心态。但事实上，德国已经复兴了，它的经济如日中天。现在，德国把荷兰的很多企业都纳入自己的供应链，意大利北部的经济，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的经济领域，都是德国人的身影。
普鲁士——德国的根基，很大部分的土地在波兰，德国人现在想明白了，不搞传统的领土认证，只要日子过得好，只要波兰允许我们去买房子就行了。德国人躲在欧洲的后面，躲在欧元的下面崛起了。
现在，世界经济和贸易正在形成三大集团，一个是北美，包括墨西哥、加拿大，一个是欧洲，德国是中心，一个是中国。
此外，WTO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IMF的权威度和能力也相对下降了，世界银行不就是5000多亿美元的资产吗，截至3月末，我国国开行资产总额就已达15.55万亿元，世界银行相对作用也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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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让西方贴标签
我们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40年。
这是因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上述变化，而这些变化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或者衰退，我们只有先了解基本的现状，才能讲清楚自己的实践，自己的理论。
西方一直说我们正在实行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贵资本主义、老朋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还质疑我们是不是要恢复以前的计划经济。我们不能让他们贴标签，自己的话要讲清楚，话语权不能缺位，这很重要。但是话语权不能只靠讲故事，中国的故事当然要讲好，故事背后的理论也要讲好。
此外，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是全球五大轴心文明国家之一，我们看其他的轴心文明国家，以犹太教为根，演变出天主教、新教、东政教等，最后衍生出一套民主制度。我们则是另一个体制，另一套文明，我们必须要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解释中国的实践，要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操作层面可复制的经济学理论，这样，人家才信你、学习你。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层面总结呢？
首先，必须要厘清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把失败的教训当成经验。
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做大量实证工作，对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产业政策、科技攻关等做案例调研。我们还要进行反事实推断，假如当时没有这么干会不会有其他更好的方案，这是严谨；还要厘清过渡性安排和稳定的制度安排，不能把过渡性的东西作为永远的。
其次，是要有比较宽阔的国际视野，要看到国外以及历史上是怎么做的，我们与他们有何不同，进一步得出我们需要怎么做。
第三则涉及到评判标准，我个人认为就是看国际上的教科书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经济实践和进一步得出的理论而适当地改变。
以前我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很多网友都说我是天方夜谭，妄想改变人家的教科书。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哈佛大学教授曼昆在讲经济学原理的时候，学生们集体罢课，拒绝听，他们认为，你说的这些理论和窗户外面发生的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一个事情就发生在当下：
英国主流经济学家正在发起一场运动，要重新编写教科书，而且他们是在网上写，召集很多人一起写，追求包容性的经济学原理，而且还办了学习班，准备在全世界各地推广。这个事情还得到了英国财政部的拨款支持。
所以，我们不能抱着过去二、三十年前美国的教科书，说这是金科玉律，是改变不了的，我们要有信心让西方接受我们的经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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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经验、两个误区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经验有四个方面值得总结，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
第一个方面是，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大最直接的源泉。
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帮助新企业创立，尤其是要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怎么调动呢？地方的税收和经济发展是密切结合的，因此政府必须要给企业帮忙。美国的税主要是来自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这是对老百姓收的，企业所得税则从33%降到21%。当然我绝对不是说收税低很好，要适当对企业收税，而且这个税交给基层政府，这样基层政府也有积极性帮助企业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直白一点，政府必须对企业有感情才行。
第二个方面是宏观调控。经济过热时候一定要削减项目，通过经济手段甚至行政手段，压缩重复建设的一些项目。
让我们反过来看一下西方，西方企业行业实行自我调节。拿美国的航空行业来说，70年代末完全放开了，折腾了40年才开始逐步进入稳定。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航空行业总是过分进入，总有航空公司破产，这个过程太慢了。如果没有政府的直接调控，企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叫做消耗战：反正我扛着，你们扛不住你们下去，我有现金流，只要扛到最后就是赢家。
如果这个行当里有10个企业，我借了钱扛，最后熬成3家我就成功了，这其实就是美国航空公司的故事，人人都想扛。航空公司为什么能扛这么久，因为我们都是先买机票后坐飞机，不赊帐，还经常交了钱不坐飞机，白给他们钱。所以航空公司一边破产一边不差现金流，浪费社会资源。这点要学习中国，适当地限制进入，或者强迫一些企业退出，同时政府要给一定的安置。
第三条是有管理的开放。中国走的是一条有管理的、有序的开放道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促进了改革。
我们的开放是政府有超前意识的开放。我举个例子，做芯片的因特尔，很早就在大连投资了，按比较优势来说，我们中国连造汽车都嫌早，搞什么芯片呢，做鞋帽就够了。但是大家想想看，为什么要吸引因特尔过来？目的是学习，虽然因特尔不跟我们搞合资，我们看看也行，派两个经理过去当管理也行。看完了起码知道制造芯片需要这样一个流程，需要这么久的时间，需要这么多资金。这就是我们积极的、超前的开放的目的，促进学习，而且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而不是仅仅看着那点比较优势。
正是有了学习的过程，我们的经济才能不断升级，我们的企业家知道了怎么去维护客户关系，怎么做人力资源管理，我们的工人知道怎么样上班守规矩，我们地方政府知道怎么按流程办事。
第四条是关键市场的培育。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从无到有的房地产市场。1990年还是福利分房，到了今天资产达到300多万亿人民币。当然房地产的问题还有很多，但是毕竟是18年制造出来的一个大市场，这里面也有政府重点扶持的，比如早年土地的使用权怎么转让，比国外效率高。
另一个就是金融市场。1984年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了，然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家，商业银行里拨出政策银行，再有开发银行不断发展，商业银行不断改制。这个过程，本质是以本币为基础的金融深化，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长期持有金融资产，然后企业和政府拿了资产才能搞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办企业。我们粗算了一下，百姓持有150万亿的金融资产，同时这些钱被逐步地布局到了各个行业。中国为什么能够搞这么多基础设施建设？背后是金融深化，光靠财政钱是不够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一点，菲律宾就可以学习，谨慎管理自己的金融，让老百姓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愿意持有货币，才能一点一点地建设国家。
最后，我们要避免两个误区。
第一个是不能讲“中国经济学”。早年我在个别场合讲过这个概念，现在我觉得要仔细考虑。马克思研究的是英国，但马克思说我研究的不是“英国经济学”，亚当·斯密说我研究的是苏格兰、爱丁堡、格拉斯哥的情况，但不是苏格兰经济学，不是爱丁堡经济学，也不是格拉斯哥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我们不能按国界分，要提炼普遍性。
第二是要避免从外到里。我总结的东西如果必须要得到美国主流杂志的承认，那么我们永远做不出来，就好像如果你想设计一个新的时装，这个时装和现在的审美不太一样，如果你去巴黎、米兰做展览，肯定会被你踢出去。所以，你要有一定的距离，等达到一定程度后，别人自然来认可你。这个理论是美国哲学家库恩提出的“科学的革命”。
现在，我们的重要工作是把自己的实践总结好，把自己的理论总结好，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可复制的理论，这样才能更好地反过来指导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和实践，同时也能在国际上赢得理解甚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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