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疫情结束了，我要去给上海市金融工作局送个锦旗，不开玩笑。”新加坡独资机构——富敦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涛认真地表示。
黎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疫情期间，公司从金融局获得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资质相关文件的顺利程度，超乎了他的想象。同一时间，有10家外资资产管理机构成功落地上海或拓展了新的业务范围，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景顺集团、纽约梅隆、嘉沃投资等。这些全球资管行业的翘楚们，正在加速布局上海。
【营商环境打消多余担心】
疫情刚刚开始时，黎涛有些担心。连自己都在家办公，金融局会不会不上班？申请会不会延后？要不要去当面沟通？
有同样担心的还有霸菱投资，其2只QDLP产品基本使用完了已批复的额度，在节前提交了追加额度申请，不知会否受到疫情影响。
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担心多余了。上海金融行业的改革创新不仅没有停顿推迟，反而还在提速。
疫情期间，上海市金融局会同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外汇局上海市分局等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对流程进行了优化调整，通过远程提交材料、非现场受理、线上评议等“非接触式”方式，对各家外资资管机构的申请，做到了“即申报、即受理、即评议”。像霸菱投资的追加额度申请，从提交完补充申请材料，到取得批复，仅用了一周时间。
获得QDLP试点资格后，黎涛开始与人洽谈新业务。对方开玩笑说：“你这么着急干吗？等你新公司设立好，至少还要三个月。”黎涛告诉他，现在不一样了。
此前，外资资管机构普遍反映过一个问题——每申请一个试点业务，就需要重新设立一个公司主体，增加行政开支不说，还浪费了不少时间。如果一个主体能申请多项试点业务，那就方便多了。
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上海已经明确，已有公司主体来申请试点业务，不用再设一个主体。包括富敦、施罗德等已经开展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WFOE PFM）业务的机构，可以直接申请新的QDLP业务，只需要在工商部门变更一下经营范围即可，大大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和运营成本。
黎涛表示，“外资资管虽然是一个新领域、小群体，但在上海同样受重视。在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时，政府部门会主动帮我们去探索和创新，服务意识强，效率特别高。”
【开放力度促成更大计划】
对于这些放眼全球的资管机构而言，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开放力度有多大？
一位外资资管机构负责人笑言，力度比他预期的要大得多。随着一项项开放新政不断落地，他们公司的业务计划书已经在一年内数易其稿。不久前《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的发布，又让他们看到了新的机会。
“我觉得用一个词可以形容目前外资资管机构在上海的状态——星火燎原。”这位负责人表示，此前通过在上海进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QFLP）和QDLP试点，外资资管机构得以全面了解了国内投资人习惯，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运作规律。所以，在目前中国金融行业不断开放的大背景下，在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过程中，一家家机构已经开始在上海酝酿更大的计划。
比如即将于4月开放的外资公募基金牌照，不少机构就志在必得。包括贝莱德、富达国际、路博迈在内的多家上海外资资管机构，都在积极准备申请。业内普遍认为，2020年是外资资管机构转向公募基金的元年，也是他们大展拳脚的一年。
“中国的资产管理市场有望在未来10年增长不止4倍。”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李少杰毫不讳言，富达国际希望能在中国发行公募基金，并且一直都在积极准备申请牌照。不仅如此，其长远目标是参与中国的养老市场，参与中国构建三支柱养老体系的进程。
路博迈也在疫情期间持续扩大自身的业务规模。让路博迈中国区CEO刘颂印象深刻的是，在突发疫情的背景下，上海政府相关机构各项对外开放工作依然有条不紊地如期进行。他相信在这样开放、高效的氛围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稳步前行。
正是在这样的信心下，全球排名前10的资管机构都已落户上海。全国外资资管机构，大约有90%选择了上海。其中，已开展WFOE PFM业务的有24家，开展QDLP试点业务的有44家，开展QFLP试点业务的有72家。
“未来，业务板块里没有中国，没有上海，怎么能说自己是全球资管机构？”黎涛说。
栏目主编：张杨 文字编辑：张杨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