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能否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直接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形成了重视领导核心的意识，但幼年的党本身缺乏经验并未能从组织上很好地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并不成熟，更换频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处于大起大落的变化之中。党的领导人不是犯右倾主义错误，就是犯“左”倾主义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导致苏区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力量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几乎使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最后被迫进行长征。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历史的巨大灾难往往会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作为补偿。这句话同样适合于当年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在对湘江战役的反思和对领袖核心的迫切期待中，毛泽东才以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卓越的领导才能、丰富的领导经验、长远的战略眼光，在遵义会议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为此，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延安时期通过持续的党内整风，中国共产党才逐步从组织上解决了自己的领导核心问题，1945年党的七大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与领导核心相结合的新型领导体制由此确立。正是有毛泽东这样的领导核心和成熟稳定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才高效率地实现了思想、政治和行动的高度统一，并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方面继续探索。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这些探索与成就为后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领导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和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特别是他在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期间取得的显著成效，使他在党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威望，他的正确思想和实践展开已被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所认识、接受、拥护。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中，他众望所归，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曾回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重要成员还有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等。虽然“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为了有力维护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叶剑英指出：“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政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邓小平晚年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 “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大胆革新中，我们党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在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开拓奋进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见，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领导集体与领导核心有机结合的政治规矩，并在党的领导体制上不断探索和完善，最终形成极为重要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制度性安排。江泽民同志在2004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时指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正因如此，我们党才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和风险考验时，总能以坚强的领导核心来确保全党思想和步调一致，保证党的领导有效实施、保证国家政局平稳有序，保证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作者：黄峰 王书慧 姚桓
编辑：沈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