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到关键技术是国之重器，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其实看通稿，昨天（13日）会议谈科技和科技创新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科技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我国现有科技水平、还有大篇幅在谈科研领域怎么改革。
从美国挑起贸易战、中方被迫应对开始，中国舆论场上就开始了几种讨论。其中，理性且有建设性的一种是：从这场被迫接招的危机中，我们应当看到自己的差距，而非沉浸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巨大变化的喜悦中而不自觉。
前几天有新闻提到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的一席话，引发了大家的激烈讨论。我们不妨回顾下他说得最激烈的部分：
“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说再过三年就基本实现工业化，可能吗？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220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产品质量居世界第一有多少？哪个是你原创的，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有多少，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有吗？别人一断货，就休克了，好意思说基本实现工业化了吗？工业化是质与量的统一，有规模没质量，不能说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
中国的产业、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我们到底处在怎样的位置？这是判断形势、研究战略的首要问题。
一
昨天（13日）的会议提到，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进步明显，但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显然这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还很不适应。
差距有，还不小，这就给了我们强紧迫感和危机感。
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心，奋起直追，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
2015年11月，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会上，工信部部长苗圩称，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在“第三梯队”，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希望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
建国100年，也就是2049，距目前还有30年。在中国身前，位居“第一梯队”的是美国，“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则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欧盟、日本等，在高端制造业和技术、资本、人才的积累上全球领先。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道，依然处在第三梯队、长期赶超的阶段；“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制造业如此，如火如荼的新技术也需在繁华背后看到问题。2016年，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说：“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习近平说。这不仅是因为他国“国家安全”、“政治因素”的借口，更深层的是产业和市场的规律使然。比如，在中国众多的合资企业（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中，有相当高比例的技术活动都严重依赖其母国的研发资源，产品的研发活动高度集中于其总部所在地，中方几乎没有参与空间，研发的外溢效应非常弱。
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永远会陷入被“卡脖子”的危险。即便现在全球产业链拉长，我们可以凭借比较优势去做擅长的事，但对核心技术、关键领域依然要有掌控力。归根结底，这要靠自己。
怎么办？
二
回顾两百多年来的世界工业发展史进程，有一个规律不可回避：产业的发展，前提和基础是科学的突破。
比如，力学和热学基础理论进步，推动了蒸汽机、内燃机的发明，后面引发的工业革命，我们都熟知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电力，其广泛实用化得益于电磁理论；数学与物理的接力突破，奠定了无线通信的理论基础；现代计算机无比强大的功能，起源于最基础、最简单的数学规则；航空航天产业的起飞，则得益于空气动力学的演进……
时移势易，道理依然。中国产业的差距，其实和中国基础研究的差距是“共振”的。产业的差距是表现出来、人皆可见的表象，其内里则是基础研究的差距。
2016年5月，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企业家任正非说过这样一番话：“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教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华为进入无人区”是当时新闻热议的焦点。“进入无人区”的表述说明了华为已经在业界取得的领先地位，也说明了任正非和华为的焦虑。“高处不胜寒”，到这个阶段后，没有重大理论创新、没有基础科学的突破，华为也面临着困境和迷茫。
拥有核心技术、无惧美国长期提防制裁的华为尚且如此，其他中国企业相信也会有类似的困扰。这也符合科技进步的逻辑——基础研究、前沿领域、核心技术的积累，本身就需要符合科学规律、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蛰伏。
其实今天看那些“卡脖子”的核心技术，无论是发动机、芯片还是互联网技术、精密制造，无一例外，领先的国家都比我们起步早得多，弯路也走得多，不领先才不正常。对此，要保持历史的耐心。既然我们已用几十年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发展道路，也就同样不惮于再用几十年，完成自己在科学技术上的“原始积累”。
尊重科学和产业发展规律，潜心治学、踏实研究，而不是光想着上规模、挣快钱，是危机中人们应当达成的共识，也是中国实现真正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三
怎样搞好科学基础研究？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答案。但最根本的逻辑绕不开：需要培养大量的优秀人才。
放眼世界，但凡在核心技术层面领先的国家，其教育一定有值得称道之处。且不论美国，德国的机床、精密制造，英国的航空发动机、机械、微电子，日本的材料科学、尖端机器人，其背后都有教育作为支撑。这几个国家，培养出的诺奖得主都以数十计；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学，以及或均等、或精英的基础教育体系，才是其真正的创新之源、实力之基。
一般人普遍的认知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并不差，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更好；但在PISA2015（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测评中，中国学生的排名从2009、2012连续两年排名第一落到总分第十，阅读刚过平均线，数学科学成绩也一般。而在参与测试的国家中，中国学生“想当科学家”的人非常少，他们中的大部分解题解得很好，但没有觉得科学是将来要从事终身的东西。
这也不难理解。一个孩子要有科学梦想，未来要能投身基础研究、投身实业发展，前提是这个社会有足够鼓励科学、尊重人才的氛围。毕竟，在急功近利的的社会氛围里，绝难产生超越性的科学与思想。
不夸张地说，现代产业的根本在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根本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根本在中小学教师。只有让教师成为最伟大的职业，成为优秀青年的向往，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才能形成正向的良性循环。
应该说，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虽然整体投入巨大、增速也未减缓，但教育资源的分配、优秀人才投身教育的比例却出现了不少问题。经常见诸报端的对比是，大城市里天价学区房长期“一位难求”，但贫困地区的教师工资、儿童受教育的环境依然有相当大的待提升空间。“中国同时拥有最好和最差的基础教育”的现状若不改变，长此以往，不仅高端人才将继续面临流失窘境，适合未来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亦将减少。
这恰恰是中国最应当引发重视和警醒的领域。
中国历来不缺乏居安思危的辩证思维。危机出现之时，亦是机遇存在之刻。从危机中看到差距、找出根源，寻得方法、徐图奋起，“危”便可转“机”。如此，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顾这场危机的历史，或许也才会感激这“当头一棒”、“断然一喝”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带来的警醒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