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 君 说
最近，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多来自企业家“呼吁减税”的声音。为何年年减税降费，企业却仍感觉税负重?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六位来自金融领域的专家和首席经济学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图 片：视觉中国
来 源：凤凰网财经
杨伟民：企业没有活力，谈什么宏观政策都没有意义
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语重心长地说道，“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是多收钱多支出，也可以少收钱，把钱留给企业、居民、市场主体，让他们决定该怎么样花。决定13亿人和1亿市场主体的钱该怎么样花，搞得清楚吗？这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的要求。”
杨伟民直言：“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稳定宏观税负，但凭直观的感觉来看，财政收入占比和中央财政占比在大幅度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很快。”
减税是必须的，减税、减费，最后消灭费，这是长远的方向。我们要从长远的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考虑发展的问题。
从宏观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占GDP的比重大部分提高，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财政有段日子很难过，因此当时出台了税改和财税改革的方针：提高两个比重。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但这两个比重一直没有改。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宏观税负还是在增加，我觉得应该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因为是一个基本目标、原则。
无论是改任何一个税，到底是降低、提高，还是稳定了宏观税负，应该从这样的大目标来看：为什么这样做？
中国经济从过去的主要依靠投资、出口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来拉动，是这样大的方针，现在改革还没有到位。
财政制度存有问题，降成本不是企业内部的成本怎么样降，而是全社会宏观的成本怎么样降。”杨伟民指出，其实地方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财税制度不合理。“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承担很多事，但是没有财权，财政部给你财力，后面发下去，造成很大的浪费。然后工业去补贴、增加支出，不愿意去减税。减税更多是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因为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增加三大主题的活力，国企、民企、外企。
杨伟民呼吁，减税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的税率。
金融业收入那么高，金融业占GDP的比例、金融业的利润也很高，上市公司中几个银行的利润超过其他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但金融业税率是6%，这不合理。那么高的利润，那么低的税率。
高技术企业却要交15%所得税，制造业16%，是否合理？等于是压制造业，鼓励金融业。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愿意把钱投到金融业，税少，利润高。
徐林：中国企业税收的痛苦感比较高 应该为企业进一步减税
我们看一个国家企业的税负是看他和别的国家之间在进行比较之后，是否具有竞争力。
拿中国的税收制度和美国比，中国的企业除了要交所得税还要交增值税，所得税和企业增值税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有自动稳定期的功能，当你企业经营不好的时候或者亏损的时候可以不交，但是流转税还要交，不管你企业是否盈利，只要赚钱要交。
我们与美国相比要多交一个税，同时企业的所得税比美国现在要高。
特朗普减税后，美国企业税降到21%，我们是25%。再加上增值税，虽然可以抵扣一部分，但是不是所有的可以抵扣。这样弄下来之后，中国企业税收的痛苦感比较高，我不单纯的主张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扩大政府支出，但是应该为企业进一步减税。
营改增的方案里面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为不是所有的服务行业的企业都通过营改增减少了税收，有的还增加了税收。比如抵扣比较少的服务业企业，税收反而增加。
张岸元：税收体制改革难度大
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美国减税减的是所得税，如果减了所得税之后，马上反映企业的变化，更容易在金融市场得到直接的反映。
中国也在减税，但是减的是增值税，环环抵扣，因此这两个税制上的差异导致不同。
按照三档变两档推进，原来是17%、11%和6%，意味着中间的11%要被下拉。
但是后来这个方案显然太困难，做这么大的增值税改革有很大的困难，把17%拉到16%，11%拉到10%，是过渡方案，中国的财政要过日子。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难度比较大，有可能年度就到此为止。
中国个人税收的税率最高是45%，但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综合征收个税的事情，我估计三五年很难落实，太复杂了。
我自己跑一些企业，与加强税收征管相比，减税有限，这也是导致今年不管个税还是各种税收大幅上升的原因。
范小云：中国当前有效的减税空间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减税的目标必要性没有问题，但是有效的减税空间可能还值得怀疑。
这几年因为我做政协委员，财政部定期的沟通会要参加，确实觉得这几年中国的税制改革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我们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也是在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其实为什么大家现在特别关注或者觉得特别紧迫？
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而且我个人觉得应该有更大力度的减税来支持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
紧迫还有一个原因是，和今年特别是企业这块，因为进入2018年之后，企业的债务不断地爆发出来，反映出了重要的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我们的企业它的成本、负担很重。
因此我们看到在现在强监管、金融去杠杆、金融紧缩等等的环境之下，企业的债务毁约也不断地爆发，减税的事情更加的迫切。
缴文超：民营企业可持续性的问题一直被忽视
万联证券研究所所长缴文超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其实很多问题过去都是忽视了整个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可持续性的问题，包括教育在整个资本运作的过程。
A股当中究竟能出几个企业家？很多没有，很多来A股是希望通过资本运作的形式来赚一笔钱，很少看到A股的企业家真正的经营企业，从百年企业经营下去。
从长期的趋势来看，股市未来两年几乎不会特别大，今年面临去估值，明年可能面临企业下降的问题，股市的好转要到2019年以后才看到。
我之前给营业部讲课的时候，很多营业部里面没有钱，反映到现在的日均成交量，今年6月份出来之后，全行业的增长都是负增长，即大家流传的所有证券公司在裁员降薪，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
今年的股市其实消灭了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至少从目前来看，我认为A股当中绝大部分账户目前处于消沉或者僵尸的状态。
竺劲：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直接税体系到间接税体系的变革
东方证券房地产及中小市值团队负责人、房地产行业首席分析师竺劲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现在税改的目标，可能的确还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为主要的方向，这可能是来提高整体的经济活力，比较大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从我的层面看，现在中国从时间点上很像美国191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美国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从间接税体系向直接税体系转变。
未来整个经济生活和经济的发展都会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可能未来高收入人群的税负会有所提高，收入较低的阶层税负有所下降，整体上对于经济来说，的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消费需求进一步的增长。
未来税改对供给侧改革、加大消费来说有比较关键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