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开始，英国《金融时报》上海分社现任社长吴佳柏（Gabriel Wildau）成为来华寻找发展机会的外国人之一。6月15日，他在该报刊文讲述了自己十几年来，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感触以及亲眼目睹的巨大变革。
吴佳柏在文章中介绍，13年前，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海外梦”来到中国发展，那时拥有外国人身份，常常会受到不一样的对待。文章称，现如今，正如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靠内需驱动，而不是生产商品出口到较富裕的国家一样，外国人曾经享有的“不劳而获的地位与特权”也正在逝去。
吴佳柏在文章开头写道：
当我躺在床上打开手机上的谷歌地图，那个小蓝点（定位示意）告诉我，我是一个睡在高速公路上的“流浪汉”。
我住的公寓可以俯瞰南北高架公路，它从我21层的窗户下经过。靠近公路是我在上海市中心住的公寓相对便宜的原因之一，我真的喜欢这里的风景。
到了晚上，这里的景色如梦一般，尤其是雾天时。当我望向窗外，我想起了电影《银翼杀手》的标志性开场。“新生活就在世外殖民地（off-world colonies）等着你，一个在充满机遇与冒险的黄金之地上重新开始的机会！”
“十年前，2年西方工作经验相当于在中国干5年”
2012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中国梦”意味着在“屈辱的鸦片战争”的百年之后，中国实现国内繁荣并重返全球领先地位。
吴佳柏称，“我2005年来到中国，我有自己的海外梦（expat dream）。”
吴佳柏在上海一个菜市场买菜（图自《金融时报》）
文章写道，自己此前曾在美国布朗大学学习了两年中文，主要的工作经历也只是曾参与过政治竞选活动，可能连遣词造句的能力都没有。但在专业上，因为自己是一个会说中文的外国人，周围这样的人很少，所以，能找到在他的国家可能都不会考虑他的工作。
“2007年，两年的西方工作经验相当于在中国干5年，5年相当于10年。”吴佳柏表示，当时，涉及到个人关系时，一些外籍人士则受到不一般的对待，这可能主要得益于他是外国人，拥有白皮肤、异国情调。
吴佳柏在文章中称，随便一个外国人，通常都会遇到一个阿姨。“阿姨”在中文里会被用来指做女佣的年长女性，“我不好意思承认我的阿姨每周来我家三次（帮做家务）”。
他认为，在中国的外籍人士，无论是英语教师还是跨国公司高管，都生活在规范与社会要求之外。在上海的外国人自由地打破可接受行为的限制：在酒吧桌上跳舞，骑着电动摩托车冲过拥挤的十字路口，衣衫褴褛地出入五星级酒店使用卫生间……
“通常外国人的生活就是如此，但我相信在中国尤其如此。”
文章称，许多外国媒体报道中，中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极度压抑的社会，在日常互动上，并非如此。“我发现中国人对外国人非常开放、包容并表示好奇。他们想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农民工。”
吴佳柏称，这种极度自由其实也有着阴暗的一面，我没有数据支持这一点，但我的观察是，酗酒现象在上海的外籍人士中普遍存在，令人不安。
外国人“不劳而获的地位与特权”正在逝去
他写道，无论是好是坏，时代正在改变。正如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靠内需驱动，而不是生产商品出口到较富裕的国家一样，外国人曾经享受的“不劳而获的地位与特权”正在逝去。
他在文章中称，
我看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大学毕业生来到北京和上海。每一个新群体都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那些真正拥有流利双语的海外中国留学生现在更受欢迎。
外国公司曾需要能够与总部进行有效沟通的外国员工，但现在正在本土化。与其他来中国的外国人一样，我曾开始我的英语教师工作，希望能在短时间内过渡到更有前途的职业，但现在，这种过渡变得更加困难。
白皮肤不再给上海人留下深刻印象，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再被认为比他们更富有。
“回到我的公寓，窗外的景色依然能够让我入神。”吴佳柏写道：就在南北高架的另一边，黄浦区与静安区的高楼大厦明亮而清晰可见，非常近。而在更远处，另一群更高的摩天大楼在烟雾中闪闪发光。
他在文章中介绍，这里是陆家嘴，作为浦东新区的金融区，这里的高楼密度更大、规模更广。上世纪90年代，中国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从零开始建设浦东新区这一经济特区。
吴佳柏称，如今，陆家嘴已成为中国拥抱自由市场与财富创造的象征。
文章认为，这就是一个新的中国，越来越遥不可及，越来越不受外国人的野心与欲望影响。这里的高楼大厦中，中国的银行为本土企业安排融资，让它们与西方企业竞争高端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不用理会外国人有关保护主义的抱怨。那时自己才明白：“中国梦从来不是关于我们的，我们只是顺路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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