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来看这本《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上一篇说了第一个关键词“灵魂”这次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欧洲。
如果说把灵魂当成是一种举足轻重的思想尚且存在争议，那么，欧洲作为一个地理名词，离思想俩字好像就更远了，但是，作者彼得·沃森却坚持认为，欧洲这个词指的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位置，更是一种重要的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其实是跟欧洲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有关。
在我们今天看来，欧洲是公认的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但欧洲的崛起在世界历史上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意外，属于谜之事件。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别的地方诞生了现代文明呢？要知道，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可是在小亚细亚、中东、印度和中国，在这些区域诞生了我们前面谈到的轴心时代的各种思想，对于欧洲来说，只有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和意大利可以算在这个区域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内陆，尤其是大西洋沿岸的西欧、北欧地区，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与文明绝缘的化外之地。但是从14、15世纪开始，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从那时起，具有影响力的新思想开始主要出现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世界，与此同时，那些曾经无比辉煌的古代文明却好像集体被下了降头一样停滞不前，被欧洲超越，然后被远远地甩在身后。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其实，欧洲最终胜出，成为孕育现代文明的子宫，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偶然，甚至带有运气的成分。沃森在《思想史》这本书里，特别注意到了欧洲社会在公元1050到1200年间发生的一些不起眼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发生在社会现实的层面，而是发生在人的心理层面，他把这种变化叫做“个体性”的产生，认为它最能解释为什么欧洲会崛起。
所谓的个体性，是与集体性相对来说的。在现代思想诞生之前，大部分的思想家在想问题的时候都习惯于为人类设定一个更高的小目标，认为人不能只做自己，而是要去服务于某种更为崇高的目的，这种目的或者是上帝，或者是逻各斯——也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规律、天道，或者是亲情与社会责任。但是，11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社会在宗教、艺术、文学、生活等领域开始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把原本处在边缘地带的“个人”概念拉到了舞台的中央，它开始重视人自身，把人自己作为目的，而不再看成是为了达到崇高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个人不再只是集体的一份子，个人的感情、性格，个体的快乐和悲伤，不再被看成是可有可无、甚至需要抛弃的东西。在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布道的过程中，开始强调认识自我对于信仰的重要性；在艺术领域，人物的肖像画流行起来，并且宗教画里原本高冷的圣人们也露出了世俗的表情；在文学领域，用第一人称写成的文学作品逐渐增多，并且出现了以描述男女感情为主题的爱情文学；而在社会生活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字、自己的私密房间，自传、通信集也开始大量出现。
在作者看来，个体性的产生是同欧洲城市的发展、土地所有权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有关：城市的发展，让律师、文书、教师等职业开始慢慢壮大，人们的生计有了更多的选择；土地继承方面的长子继承制度，使长子之外的人口不得不离开原有的地方另谋生路，这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流动。但是，除了这些具体原因以外，个体性之所以能够稳步地发展起来，其实还得益于欧洲特殊的社会结构。
如果说对于个体的重视直接导致了现代社会权利观的诞生，那么，让个体权利得以维系的，则是权力得到了有效的制约。欧洲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权力结构是双头的，有两个权力来源，分别是教会和世俗国家，这两者的首领，也就是教皇和国王，虽然为争夺谁是老大斗争了近千年，但最终谁也没吃掉谁。而欧洲的世俗国家又长期处在分裂的状态，很少有国王能够征服整个欧洲，因此在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平衡。这一切使得欧洲不像政教合一的中东或是皇权独揽的中国那样，长期处在权力一家独大的局面里。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给个体权利以及独立商人阶级的成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因为既然哪家权力说了都不算，那么大家就都得乖乖地遵守法律和契约，谁也不能仗着权势胡来。以保障个体权利为基石的现代社会，就这样慢慢孕育了出来。
拿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起来，现代文明仿佛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它就是不想选择高度发达的亚欧大陆核心区域，而是悄悄地跑到了欧洲这个文明的边缘地带安家，但其实呢，这不是任性，而是因为娇贵——如果说人类文明本身是脆弱的，那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现代文明就更加脆弱，它只有在权力的缝隙中才能生长出来，而当时的世界上，只有欧洲碰巧有适合现代文明生根发芽的水土，能够为现代文明提供足够呼吸的空间和足够的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