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8日至19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许宏先生作了主题为《关于三星堆文化命名的省思》的发言。从他贴出的纲要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发言主要针对的是三星堆遗址的分期问题。
首先，我赞同许宏先生的这个看法，这个看法也是许多学者已经提出来的，应该对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及命名做进一步细化，不宜把整个三星堆遗址存在的时段均称为“三星堆文化”。但是，在许宏先生的这条消息中，我也产生了一些疑问（由于三星堆文化的分期目前学术界仍缺乏基本的共识，下面，我们更多使用三星堆遗址的概念）：
第一，从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来看，正如施劲松先生在《论三星堆——金沙文化》一文（见《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5期）提到的，其主体文化特征（大量使用金器、青铜人像、动物造像和面具等）与中原地区文化有明显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按孙华、李伯谦及许宏等学者提到“以中原文化为标尺”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文化分期的意见究竟有多少合理性？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成都平原自身的演化序列制定分期标准？
第二，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三个测年数据的结果均比较一致，即早于公元前2000年。为什么这些相对于器物类型比较更为客观的数据不应用于对三星堆文化的分期研究中？2016年，中山大学的郭立新教授和郭静云教授在《南方文物》发表的文章《上古国家与文明研究中年代学方法的反思》中特别指出，由于忽视测年数据，而以超范围运用类型学进行跨地区的文物分析，已经使得不少的考古学分期研究“沦为强化历史意识形态（指以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为本位的中原中心论）的帮手”。许宏先生多次主张考古学研究相对历史研究要有独立性。那么，在三星堆的分期研究中我们是否可能已经受到了“中原中心论”的引导？
第三，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涡旋形器）、第二期（璋、牌饰）、第三期都出现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器物，这能够证明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735年——1530年）对三星堆遗址（从公元前2600年——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单方面影响吗？我以前在谈到三星堆和二里头的同类型器物时（见二里头早于三星堆？研究不能双标，请正视三星堆遗址的测年数据），谈到了三种可能性：有可能是三星堆影响二里头，也有可能是二里头影响三星堆，还有可能是三星堆和二里头互相交流。此后，有朋友提醒我，还有第四种可能性，那就是三星堆和二里头同时受第三方影响。这个意见非常重要，因为考古资料确实显示，成都平原和豫西地区均同时有受到江汉平原和甘青文化的重大影响。我已经把这个意见反映到了最近一篇谈二里头玉器的文章中（见：从玉器角度看“二里头夏都说”的硬伤——兼论中原中心的形成问题）。质言之，忽略这种多层次的考古学观察，单独谈三星堆和二里头的相对年代关系甚至以二里头影响三星堆为前提，这究竟有多大的科学性？
施劲松先生在最新发表的《论三星堆——金沙文化》中指出，根据目前的分期意见，成都平原的青铜时代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点还不能确定。这个说法要相对客观一些。之所以不能确定，我想产生的原因也比较复杂：一是测年数据过少，二是成都平原的考古文化发展过程本身也比较复杂。目前，把成都平原的考古文化分期都放到在一个“古蜀”的框架下认识，这是否过于简单化？这可能也是目前研究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